宋承唐制，赋税制度主要实行两税法。两税专指田税，按土地好坏，分夏、秋两季征收。南方夏税钱，秋税米，称之苗米。故又称"夏税""秋苗"。荆湖等路夏税每年五月一日起纳，七月十五日完成；秋苗自十月一日起纳，十二月十五日完成。役法分两类：一类是以"人丁户口科差"的徭役（又称夫役或力役），一类是具有一定职务，承担封建政府所规定的使役，即职役（又称差役）。徭役是政府为了修河筑堤、修建水利工程、运送战争物资、上供粮米、营造宫殿等而无偿征调劳动力，奴役劳动人民的一种方式，所谓"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"。差役则主要为充实封建王朝的基层政要而征发的无偿服役，它一般由较富裕的、有一定产业者充当。
为适应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需要，宋代实行三年一造户籍的办法。宋代户籍又称"版籍"，种类繁多，其中有"五等丁产薄"，它登记户主姓名、籍贯、人口（男口或男丁）、财产等，按财产多少确定户等类别，并以户等来征取赋税，确定其是服徭役还是差役。此外，有"丁帐"，为征发力役而置，每年一造，只记丁数，凡主户、客户，一律"尽底通抄"，以"共分力役"。州县还有登记赋人之数的"空行薄"，一年一置，"以待岁中催科"；闰年别置，称"实行薄"，藏于有司，以防散亡。总之，宋代的赋役，是以田亩多少、肥瘠作为基础。苏轼对此曾作过具体的论述："因地之广狭而制赋，因赋之多少而制役。故户无常赋，视地以为赋；人无常役，视赋以为役。"
宋代湖南的赋税数额，史籍中只有某些间接的和零星的材料。《文献通考．田赋四》载，神宗熙宁十年（1071年），全国两税见催额为5201.1029万贯（石、匹、斤）等，其中夏税1696.2695万，秋税3504.833万。荆湖南路见催额181.6612万贯（石、匹、串、斤）等，其中夏税44.834万，秋税 136.8348万；荆湖北路见催额为175.6978万贯（石、匹等），其中夏税51.5207万，秋税136.8248万。从总额看，荆湖南北两路的两税额约占全国7%,而秋税所占比重大于夏税，说明南方是以秋税为主。关于各州郡两税的具体数额，如澧州，据记载，由于北宋时"承平日久，户口滋著，岁输米以斛计十五万，养禁旅至三千有畴。"南渡后，至绍熙四年，"六十年矣，岁输米犹不及盛时之十一，屯兵百余人，而都治犹逼小"。这就是说，北宋时澧州岁输税米高达四万石左右，而南宋时岁输税米还不及4000石。又如岳州，据孝宗时湖北漕臣刘焯言，绍兴九年（1139年）赋税额为5800余缙，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增加到42100余婚。
南宋有三等定租，即上田输一斗五升，中田一斗，下田七升，但各地标准不一，特别是南方差别大。湖南地区的平江县，"实田输税，亩输米二升四合"。比规定的下田税额还要少得多。湘潭县，把丁钱等摊入田亩征收，"每亩科七百文"，当时米一斗约合300文，700文即二斗三升多，远远超过上田的标准。华容在绍兴初，民田以业钱起税，每亩业钱200文，折合米六升多，少于下田标准。浏阳，"亩以一斗七合科"，计秋米4100石有奇。
两税是按田亩征收赋税，但由于某些具体情况，也有不按田亩，而以种输，或仍以丁征的。如岳州平江县，南宋时先是以种粮的多少输纳，后又改成以丁定税。绍兴三十年（1160年），湖北转运司言："州县皆以田亩定税外，照得岳州平江县兵火后来复业，皆以自陈种石，以种定税。二十五年，因本州措置以丁定税。""以种定税"，根据"自陈种石"看来，种应指播种的种子。如绍兴六年，右谏议大夫赵霈向朝廷说："岳州自催兵火，版籍不存，逐年不以田亩收税，惟以种石纽税。以种一石作七亩科敷……"可见，一石种子作七亩田收税。据记载，皇柘三年(1051年）岁减郴、永二州和桂阳监丁米十万余石。说明郴、永、桂阳等地存在大量的以丁征收的税米。
除正税外，宋代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特别是南宋更盛。如加耗、折帛钱、经总制钱、和伞、月桩钱、版帐钱等。
加耗 是田税的一种附加税。各路转运司有"抛桩明耗"，各州县有"暗桩暗耗"，各仓库受纳时，又令输头子钱，层层盘剥。交纳一石，或二升，或一斗作为加耗，有甚者倍于正税。南宋初有人指出："……蠢民之财莫甚于输纳二税之弊。大率较之，逐年秋租加耗之人，或过于正数，官收一岁之租，而民输二倍之赋。"湖南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，"湖南人户纳苗，往往州县官量斛面，一石正苗有至三石，少亦一倍"。江南东西两路、荆湖南北两路"有至于纳加耗米四石，仅能了常赋米一石者"。到南宋晚期这种情况依然如故，两浙、荆湖南北等路"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，有至二石二三者，少亦不下二石一二，折纳之价有一石至二十千者"。
折帛钱 始征于南宋建炎三年(1129年），先行于两浙路，凡上供丝、帛并半折钱，每匹折钱二贯。湖南地区开始于绍兴三年（1131年）。是年，鼎州上供和买折帛钱六万缙，以供蔡兵（驻扎河南蔡州的军队）。绍兴三年（1133 年）荆湖北路等路输細39万匹，荆湖南路等路输绢293万匹，绫罗施细等七万匹，按南宋政府规定，输者全折，输绢者半折，每匹增至五贯200文，负担进一步加重。孝宗乾道四年（1168年）就有人指出："军兴以来乃有折帛和买，而州郡不恤，多将夏税秋苗大半高价估折，却于他州买绢以充上供之数，斛面取米以足军粮之储，民安得不重困哉？"
经、总制钱 宋政府以各种名义增收的两种附加税。经制钱始于宣和初年，为满足镇压方腊起义的军费需要而增设的，南宋时仍袭不变。总制钱始于绍兴初年。其办法是于榷茶、盐、酒及卖槽、田宅牙税、印契钱等税中每千钱收56文头子钱。这两种税的税额，绍兴十年（1140年）达1725万贯，占该年政府总税钱的四分之一。由于税额太高，税源不稳定，征集环节多，故常有亏空，据估计每年定额不会超过 1400万贯。
和伞 本是宋政府置场按价收买粮食的一种制度。南宋初年，荆湖南北二路和伞与正税相等，但未尝支钱，而以官告、度牒、钞引代替。如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和伞，江南西路、荆湖南路官府缺钱，则用会子充用，结果"与白著一同"。这样，和伞实际变成一种硬性摊派的附加税。绍兴十三年（1143年），荆湖二路丰收，升米六七钱，南宋朝廷令于荆湖大量和伞，救济遭灾的江浙地区。淳熙六年(1179年），京湖制司、荆湖南、江南西、广南西路共伞米148万石，"凡遇和伞年分皆然"。理宗绍定元年（1228年），以度牒、会子搭配银，令湖广总所和伞米70万石以饷军。开庆元年（1259年），湖南安抚司伞米50万石，转运司伞20万石，一并以会子收伞。可见，和伞是根据封建政府的需要摊派给农民的，具有随意性与掠夺性。
月桩钱 又谓月椿钱。绍兴二年始置。第二年以军用不足为由，从江南东路推广于江浙、荆湖南等路，每月堆桩并送发一定数量的钱（江南东路为十万贯）。由于杂税太多，赋税太重，各地无从桩办，"所桩不能给十之一二"。
版帐钱 南宋时创置的一种杂税。它由各州县搜括多种杂税拼凑成数，以供版曹（户部）财计。其中，以两浙路税额最重，湖南地区的税额也不轻。如绍熙四年（1193年），岳州四县版帐钱，每年达2.1万余贯，另加杂税1.1万余贯。徭役
湖南的徭役情况难得其详。《宋史·食货·役法上》称："役出于民，州县皆有常数。"但事实上，封建王朝对百姓的奴役是没有常数的，经常是根据需要临时征发。宋初平岭南及川蜀，曾大批征调湖南壮丁运粮。湖南距京城遥远，上供物资主要是走水路，从湘江经洞庭湖进入长江航线，运至转搬仓或直接运往湖北的襄阳、荆南。如南宋嘉定间，湖南上供米要陆运枣阳，运夫全是征调鼎、澧州的农民，每人运八斗，路上食宿自理，开支超过运粮本身的十倍，所谓"中产之家雇替一夫，为钱四五千；单弱之人一夫受役，则一家离散，至有毙于道路者"。《宋史·食货·漕运》载："初荆湖、江浙、淮南诸州物，"民破产不能偿。乃诏牙吏部送，勿复扰民"。从上述两条史料可以看出，湖南徭役负担主要是落在"中小之家"的身上，"高货户"（乡村上三等户有力之家）经常勾结州县，可以逃避力役。所谓"牙吏部送，勿复扰民"只是一句空话。南宋时鄂、荆南驻有庞大军队，湖南经常要供应粮食，负担是非常重的。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参知政事督视湖北京西路军马汪辙言："荆、鄂二军屯守襄阳，粮斛浩瀚，悉溯汉江，霜降水落，舟般不进，所遣纲船来自江西湖南，率经年不得还。"《宋史·食货志》也指出，"挽舟卒有终身不过其家，老死河路者"。北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，对役法进行改革，实行免役法（即募役法）。原轮充差役的乡村上三等户出钱免役，称"免役钱"；原不服役的城市上五等户、乡村未成丁户、单丁户、女户和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、寺观户，按等第减半出钱，称"助役钱"。此法始试行于开封府，熙宁四年推行全国。湖南地区详情无考，但实行了却是无疑的。安焘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、提点刑狱，兼常平、农田水利、差役事时，"时方兴新法……一司农符檄日夜下，如免役增宽剩，造簿供手实，青苗责保任，追胥苛切，其类旁午。焘平心奉法，列其泰甚于朝"。兼差役事正是适应改革役法的需要而设置的。另一条史料也说明荆湖南、北路行免役法后的情况，即人民负担仍未减轻：蒲宗孟任三司提举帐司官，奉命察访荆湖两路后，"奏罢辰、沅役钱及湖南丁赋，远人赖之"。早在仁宗庆历，中，王逵为荆湖转运使时，"率民输钱免役，得绢钱三十万，进为羡余，蒙诏奖。繇是他路竟为倍克以市恩"。地方官吏拿荆湖人民的血汗钱为"羡余"去求取皇帝的恩宠，赋役焉得不重！马端临就一针见血指出："役钱之说始于此，以免役诱民而取其钱，及得钱，则以给他用，而役如故，其弊由来已久。"徽宗时，大兴土木，力役加重。宣和六年(1124年）进军燕地的宋军粮饷缺乏，诏江、湖等路措置调夫各数十万，凑不起数的每夫出免夫钱30贯，违者律以军法。真是徭役急如星火！南宋，军大兴，湖南成为荆襄前线的主要物资供给地，力役更繁，调夫动辄数万。人民还有若干赋外之赋，役外之役。所谓役外之役，"乃民户既出庸钱，复有差役，名色不一，难以究话。差及一身，既废耕稼，又耗资财，而民无以聊生矣"。
